——皖派朴学家《素问》校诂研 究（三）
摘要：本文论述了《素问》校诂派的治学特色：一是继承皖派朴学治学风格。皖派治学风格有六点：审名实、重佐证、戒妄牵、守凡例、断情感、汰华辞。朴学家胡澍、俞樾、孙诒让等治《素问》风格一承段玉载、王念孙，多方寻求证据，条分缕析。二是正确对待前人考订成果。有选择地予以吸收；对前人的失误，也能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，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。三是考证方法系统全面。校诂派善于多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地综合考证，将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语法、校勘、医理等有机统一起来进行考证。四是考证文理与阐释医理有机统一。朴学家在由基础训诂向专业训诂深入的同时，带来了方法学上的突破，即在小学训诂方法基础上，融合了专门的医学训诂方法，阐释医理以疏通文理为基础，考证文理与辨析医理相统一。
一承皖派朴学治学风格
章太炎总结皖派治学风格有六点：审名实、重佐证、戒妄牵、守凡例、断情感、汰华辞。朴学家胡澍、俞樾、孙诒让等治《素问》风格一承段玉载、王念孙。如详析古籍错讹现象、版本比较基础上注重矛盾分析、充分运用语言文法规律校读、充分运用古音学知识校读、充分运用文字学知识校读 充分运用训诂学知识校读等等，都体现了皖派朴学家学术上的一脉相承性。如：校勘古籍，或利用不同的版本，或根据类书古注，或参考不同记载，从中发现分歧，这是常用的方法。但是，王念孙的校勘并不满足于根据不同版本、专书、古注比较文字异同。他根据材料发现分歧，揭示矛盾，还从多方面进行论证，讲明底本存在的问题，找出矛盾所在，推究致误的原因，然后作出论断。如：
《荀子·劝学篇》：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。”念孙案：此下有“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二句，而今本脱之。《大戴记》亦脱此二句。今本《荀子》无此二句，疑后人依《大戴》删之也。杨不释此二句，则所见本已同今本。此言善恶无常，唯人所习。故“白沙在涅”与“蓬生麻中”义正相反。且“黑”与“直”为韵。若无此二句，则既失其义，而又失其韵矣。《洪范正义》云：“荀卿书志云：‘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泥（今本泥下有中字，涉上文而衍——原注），与之兼黑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”《索引》曰：“‘蓬生麻中’以下，并见《荀卿子》。”案：上文引《传》曰“青采出于兰”云云，下文引《传》曰“兰根与白芷”云云，皆见《荀子》，则此所引《传》亦《荀子》也。然则汉唐人所见《荀子》皆有此二句，不得以《大戴》无此二句而删之也。又案：《群书治要·曾子·制言篇》云：“故蓬生麻中，不扶乃直（《燕礼》云：乃，犹而也——原注）白沙在泥，与之皆黑（《大戴》同——原注）。”考《荀子》书多与《曾子》同者，此四句亦本于《曾子》，断无截去二句之理。［1］
这里先从意义和韵脚分析，认为应该有“白沙在涅，与之俱黑”二句，然后根据褚少孙《补史记·三王世家》和《索引》、《洪范正义》，指出汉唐人所见的《荀子》有这两句。另一方面又认为《荀子》一书在文字上多和《曾子》相同，《曾子·制言篇》有这两句，《荀子》也应该有。因而怀疑这是“后人依《大戴》删之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王念孙在提出论点之后，往往多方面寻求证据，条分缕析，如层层剥笋，启示人们校读古籍从什么地方入手，用什么方法论证。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，对胡澍、俞樾、孙诒让等影响非常大，以致他们在校读古医籍时，也非常讲求言之有据，多方论证，丝丝入扣。如：
《气交变大论》：“木不及，春有鸣条律畅之化，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，春有惨凄残贼之胜，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，其眚东，其藏肝，其病内舍胠胁，外在关节。”“土不及，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，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，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，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，其眚四维，其藏脾，其病内舍心腹，外在肌肉四支。”孙诒让案：《气交变大论》“木不及，春有鸣條律畅之化。又云：土不及，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，则春有鸣條鼓坼之政。”孙诒让案：后《五常政大论》篇云：“发生之纪，其德鸣靡启拆”，《六元正纪大论》篇云：“其化鸣紊启拆”，与此“鸣條鼓坼”，三文并小异，而义旨似同。窃疑“鸣條”当作“鸣璺”，“鼓”亦当作“启”。上文云：“水不及，则物疏璺”。《六元正纪大论》又云：“厥阴所至，为风府，为璺启”。注云：“璺，微裂也。启，开坼也。”然则鸣璺者，亦谓风过璺隙而鸣也，其作條、作紊、作靡者，皆讹字也。璺者，釁之别体。《方言》云：“器破而未离谓之璺”。郭注云：“璺，音问。”与紊音同，故讹为紊。校写者不解鸣紊之义，或又改为鸣條（條，俗省作条，与紊形近）。釁，�子肿髋g。钮树玉《说文新附考》云：“舋，釁之俗字”。釁一变为■，见唐等慈寺碑；再变为，《尔雅·释文》音亡匪反，与靡音近，则又讹作靡。古书传写，展转舛贸，往往以此，参互校，其沿讹之足迹，固可推也。
这里先在《气交变大论》、《五常政大论》、《六无正纪大论》他篇对校的基础上，提出“鸣鼓坼、鸣靡启拆、鸣紊启拆”三文虽异而义旨同。然“鸣条”、“鸣靡”、“鸣紊”皆不成词，故进一步从上文“水不及，则物疏璺”引出三者皆当作“鸣璺”，鸣璺者，谓风过璺隙而鸣也，其义可知，并引《方言》、《说文新附考》、《尔雅》等以训释之，一步步推理沿讹之足迹：璺与紊音同，故讹为紊。校写者不解鸣紊之义，或又改为鸣（，俗省作条，与紊形近）。璺者，之别体，俗又作。音亡匪反，与靡音近，则又讹作靡。
正确对待前人考订成果
首先，校诂派学者在研 究《素问》时，能够对已有成果持正确态度，有选择地予以吸收。
宋代是我国整理校勘医学典籍的重要时期。由于崇尚文事，注重典籍，在致力于经史之余，对医学书籍，也颇为重视。宋仁宗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，开设崇文院校理群书之时，专门“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，以苏颂、陈俭等为校正医书官”。［2］《素问》王冰注本就是经过宋林亿等校定后而传于世的，其校勘内容以“新校正”标出。此次校勘特点有：第一，因属于宋代国家级主持的大型校勘工作，故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皆有良好的保障，其校勘人 员素质好，校勘资料充实，校勘水平高。第二，是目前存世的最早对《素问》进行全面校定的代表作，故有较强的可靠性。第三，影响最深远。今天的传世《素问》本子皆是以王冰注、林亿校定的本子为母本的翻刻本。
校诂派善于权衡诸家之说，充分重视宋代“新校正”所取得的成就，并能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考证。如：
《素问·调经论》：“神不足则悲”。
新校正：“详王注云：‘悲，一为忧，误也。’按《甲乙经》及《太素》并全元起注本并作忧。”
于鬯案：“此‘悲’字必以作为是。王注云：‘悲，一作。误也。’则以不误为误矣。然固明有作之一本也。林校正引《甲乙经》及《太素》并全元起注本，亦并作。上文云：‘神有余则笑不休’，与休叶韵，若作悲，则失韵矣。盖字古作，与悲亦形相似而误也。”
注释派吴昆、马莳、张介宾、张志聪、高士宗等，对《新校正》内容基本忽略不计，多直接随文释义，凌驾于原文语意基础之上而发挥出诸家之说。尤其是有些经文的差异，涉及到根本对立的不同结果，诸如“阴”与“阳”、“上”与“下”、“已”与“己”、“锡”与“饧”、“不堪”与“不甚”、“不得卧”与“不时卧”等，往往一字之差，而意义则与原文医理之旨大相径庭。注释派对此的忽视是其医学治学致命的薄弱环节，对后世的负面影响非常大。
其次，对前人的失误，也能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，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。如：
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：“道者，圣人行之，愚者佩之。”
王冰注：“圣人心合于道，故勤而行之；愚者性守于迷，故佩服而已。”
马莳注：“惟圣人为能行之，彼愚人则当佩服之。”
张介宾注：“圣人与道无违，故能行之；愚者信道不笃，故但佩服而已。”
张志聪注：“愚者止于佩服，而不能修为。”
高士宗注：“圣人行之先，愚者佩之于后，佩之而从阴阳，则生；不能佩而逆之，则死。”
王冰及后世注释家们多将“佩”望文生义为“佩服”。这里应以通假训“佩”通“倍”或“悖”，胡澍、俞樾、孙诒让、于鬯等校诂派以雄厚的小学功底进行较为严密、科学的考证，有理有据地指出了王冰等注释家注说中存在的诸多错误。
又如《素问·痹论》“凡痹之类，逢寒则虫，逢热则纵。”王冰注：“虫，谓皮中如虫行。”显然是望文生义。朴学家通过声训和音韵考证，训虫当为“”之借字，且“”与“纵”为韵，并结合医理以驳王冰。在统计了胡澍、俞樾、孙诒让的81条考证条目中，纠王冰之错就占了一半以上。
考证方法系统全面
在总体上，注释派相对于校诂派来说，在校勘训诂方面存在着种种局限与不足。主要表现在：首先是考证方法不够系统全面，尤其是疏于古音通假；其次是整体的训释水平也不如校诂派严谨，尤其是对于训诂专籍的参阅不够。如：
《素问·疟论》：“夫疟皆生于风，其畜作有时者，何也?”
张介宾注：“，皆也。疟，残疟之谓，疟症虽多，皆谓之疟，故曰疟。”这里张氏训“为“皆”义，误。“”是疟的一种。
王念孙在训“疥”字时言：“疥，读为。《说文》‘，二日一发疟也。’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云：‘夏伤于暑，秋为疟。’《左传·昭二十年》：‘齐候疥遂’，梁元帝读疥为。《正义》引袁狎说云：‘是小疟，是大疟。’则疥与通。”［3］
所谓“疟”泛指疟疾，二字连文，属同义词连用。王念孙有理有据的综合论证足以纠正张介宾之错解。
纵观皖派朴学家医学考证过程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多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地综合考证，引进小学方法，将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语法、校勘、医理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以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考证中去。虽说受历史条件限制，有少数考证的结果有待进一步研 究，但其治学的途径无疑是科学进步的。相比之下，注释派的考证方法都较单一，且偏重于医理方面的解释。如：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。”胡澍在肯定“新校正”之内容基础上，首先对“作”通“诈”进行了训诂考证；继之是根据对文互义分析：“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”，相对为文；“饮食有常节，起居有常度”相对为文；“不妄”与“不作”相对为文，并引《素问·徵四失论》文以旁证之；再进一步从音韵学角度考证：“作”古读若“胙”，上与“者”、“数”、“度”为韵，下与“俱”、“去”为韵。在上述考证基础上，分析王冰本改“饮食有常节，起居有常度”为“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”，则与句法虚实不对；改“不妄不作”为“不妄作劳”，是误读“作”为“作为”之“作”；而以“作劳”连文，殊不成义，既乖经旨，又昧古人属词之法，且使有注之文，不能谐读。一举而三失随之。俞樾则在胡澍考证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分析致误的原因是因全氏注文有“常”字，而误入正文，遂夺去“度”字。这里涉及了校勘知识、通假知识、语法知识、音韵知识以及大量的引证材料。而注释派们则多是较单一的串讲句子以释医理，并把对词义的解释融合在释句中，缺乏对句中一些重点字词的考证研 究，治学的方法途径有异，其研 究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。
考证文理与阐释医理有机统一
朴学家在由基础训诂向专业训诂深入的同时，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，即在小学训诂文法基础上，融合了专门的医学训诂方法，阐释医理以疏通文理为基础，考证文理与辨析医理相统一。注重在严谨科学的考证方法基础上进行医理解释，以正确的治学方法取胜于注释派的解释。治学的根本在于方法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校诂派的学术意义是深远的。如：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帝曰：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?岐伯曰：此其天寿过度，气脉常通，而肾气有余也。此虽有子，男不过尽八八，女不过尽七七，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。”
王冰注：“虽老而生子，子寿亦不能过天癸之数。”
胡澍案：“此谬说也。详岐伯之对，谓年老虽亦有子者，然大要生子常期，男子在八八以前，女子在七七以前，故曰：‘此虽有子，男不过尽八八，女不过尽七七，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’。‘男不过尽八八’之‘男’，即承上文之‘丈夫’而言，‘女不过尽七七’之‘女’，即承上文之‘女子’而言，并非谓年老者所生之子，何得云‘子寿亦不过天癸之数’乎?且老年之子未必不寿，亦无此理。”
胡澍根据医理，从上下句式分析，以纠正王冰注解之误。王冰之错的关键在于他将原文“男不过尽八八，女不过尽七七”之“男、女”上承“子”而言，故又将“八八、七七”之数曲解为子之寿数。
虽然朴学家长于考证而薄于医理，但值得提出的是《素问》校诂家的可贵之处还在于：不仅利用自己雄厚的语言文字考证功底，为正确地阐释医理奠定了基础，更能利用自己一定的传统医学知识修养，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，对一些具体的医学问题进行了阐释。
如：于鬯对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篇中“砭石”进行了上千言的考证，核心观点是“砭与针别”，论证详实，首先关于砭石的发源地，原文明确指出：“东方其治宜砭石，南方其治宜微针”，王冰注：“砭石谓以石为针也”，所据是《山海经》，于鬯对《山海经》原文进行了考证，发现王冰引文有误。其次，于鬯列举了《内经》大量关于石与针作为两种治疗方法而并列的原文，如《素问·病能论》“有病痈者，或石治之，或针灸治之”等等；再次，于鬯对《内经》九针理论与砭石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，包括形状、主治、制作等。这些论证充分证明了针与砭是两套不同的治疗工具。于鬯论点对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所启发的，因为既然针与砭是两套治疗工具，那么，认为“砭石被金属针具取代了”［4］的认识就值得重新思考了。
参考文献
［1］ 清·王念孙.读书杂志·弁言［M］.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5.
［2］ 宋·王应麟.玉海（卷六三）［M］.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浙江书局重刊本
［3］ 清·王念孙.广雅疏证·释诂（卷一上）［M］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：15.
［4］ 高忻洙主编.实用针灸学辞典［M］.南京：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96：440.
安徽中医学院（合肥，230038） 牛淑平 指导 黄德宽 杨应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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